【摘要】随着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按病种分值付费(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DIP)改革深化，医疗机构检验科的管理逻辑正经历从“运营效益中心”向“价值中心”的深刻转型。本文基于医保综合价值视角，探讨了检验组合的构建路径：临床维度坚持以患者健康结局为核心 ，通过“5A 原则”驱动向路径化诊断转型，通过区分高敏感筛查与高特异确诊组合，规避漏诊与误诊风险；经济维度运用卫生经济学逻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医保基金效能；社会维度则通过规范化管理提升运营效率与就医便利。未来检验项目管理应构建临床、经济、社会三维评价体系，迈向数字化与价值驱动的精细化模式，为医保精准支付与临床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 医保综合价值；检验组合；精细化管理；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DRG/DIP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规范医疗机构临床检查检验行为 、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越发重要。2025 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等 3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临床检查检验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函〔2025〕 169 号）^{[ 1]} ，明确提出医疗机构在满足诊疗需求的前提下 ，必须按照“最少够用 ”的原则科学设计临床科室检查检验项目组合 ，并不断优化组合方式 。该文件严禁将临床意义不清晰 、缺少循证支持的项目用于临床诊疗 。医保飞行检查更是将“ 过度检查” 、“超标准收费”及“ 串换项目 ”列为严查的负面清单， 医疗机构必须重新审视和规范检验项目的合理应用 。

2026 年 1 月国家医保局颁发了《医疗服务真实世界医保综合价值评价管理指南 （试行） 》^[2]， 明确了医疗服务的医保综合价值 ，包含临床价值 、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三大维度 。医保综合价值立足参保群众获益或全社会健康获益视角 ，对医疗服务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衡量  。检验服务是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从临床价值维度出发 ，检验组合需以患者健康结局为核心 ，通过提升灵敏度与特异性 ，结合后续的干预方案， 回答“ 是否改善患者健康结局” 的核心问题。②从经济价值的维度出发 ，在 DRG/DIP 支付制度改革环境下， 医疗项目由原先的“ 收入 ”项变为“病种成本” ，要求管理者权衡医疗资源投入与健康产出 ，追求解决方案的最优性价比。③社会价值则侧重于检验技术在操作便利性 、与现有诊疗流程整合度以及对公共健康贡献等方面的表现  。长期以来 ，受按项目付费模式的影响 ，检验项目设置未进行精细化管理 ，部分组合存在存在冗余 。检验组合的精细化管理是指以患者健康结局为核心 ，对检验项目进行临床 、经济及社会价值的多维度综合评价。

目前已发布的临床检验组合管理文件中 ，各地的推荐逻辑在管理维度 、分类精细度及循证依据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在设置原则上 ，部分地区强调标准化与组合内容的固定；而有的地区则采用 “ 最少够用+动态增减” 的差异化模式 ，允许医疗机构结合专科特色优化特定疾病组合 。大型的医疗机构需要复杂的疾病组合进行精准诊疗 ，而基层医疗机构则更侧重于基础筛查 ，这种差异反映了对不同层级医院功能的考量。

临床价值：基于患者健康结局的检验路径构建

临床价值以患者健康结局为核心 ，涵盖预防 、诊疗及康复全过程中的短期与长期获益 ，是衡量医疗服务解决核心健康问题效能的关键：包括有效性 、安全性 、适宜性以及患者体验与报告结局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 中 心 与 医 学 研 究 所 的 文 件 准 则 ： Laboratory Medicine Best Practices: Developing an Evidence-Based Review and Evaluation Process ^[3] ，现代检验医学应以循证医学为底层逻辑，通过严格执行 “5A 原则”（提问 、检索 、评价 、应用 、评估） ，实现从“ 单一指标” 向“ 算法化 、路径化与解释性诊断”转型。

检验组合组合的构建须基于明确的医疗目的进行差异化配置：筛查类组合应优先考虑高敏感指标以降低漏诊率；而确诊或鉴别诊断类组合应聚焦高特异性指标 ，进而精准确定病因，有效降低误诊风险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精细化组合路径 ，不仅是提升诊断效能的核心工具 ，更是优化医保资源配置 、落实医疗服务真实世界价值评价的关键切入点。

1.1 诊断路径的精细化设计：敏感度与特异性的差异化配置

根据检验组合构建的共识 ，针对不同医疗目的 ，指标选择应呈现阶梯状：

1.1.1 筛查类组合（优先高敏感性）

糖尿病：利用空腹血糖进行大范围初筛 ，辅以餐后 2 小时血糖提高诊断效能 ，并常规纳入糖化血红蛋白 （hemoglobin A1c，HbA1c）作为诊断指标 ，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 ^[4]。消化系统肿瘤：推荐对具有胆管癌明确高危因素的人群 ，可定期（6~ 12个月） 进行肝胆超声检查 ，并结合血清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 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糖类抗原 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 CA125）检测^[5]。血清甲胎蛋白 （alpha-fetoprotein, AFP）是当前肝癌诊断和疗效监测常用且重要的指标 ，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antagonist-聂(PIVKA 聂)或 des- gamma carboxyprothrombin(DCP) 、血浆游离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 和血清甲胎蛋白异质体 （lens culinaris agglutinin-reactive fractionofAFP ，AFP-L3）也可以作为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 ，特别是对于血清 AFP 阴性人群 。此外 ，基于性别 、年龄 、生物标志物构建的GALAD、ASAP 、GAAD 等风险预测模型 ，则有助于肝癌的早期诊断^[6] 前列腺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广泛应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 ，通常 PSA 筛查包含游离 PSA（free PSA, fPSA）和总 PSA（total PSA, tPSA）根据二者水平和比值结果以助于实现前列腺癌的早期发现和早诊早治^[7]。

1.1.2 确诊与鉴别诊断类组合（聚焦高特异性）

代谢与血脂 ：以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作为筛查血脂异常及评估降脂疗效的基本项目组合 。引入载脂蛋白 AⅠ（apolipoproteins AⅠ ,  ApoAⅠ) 、载脂蛋白 B（apolipoproteins B，ApoB）及脂蛋白 (α)[Lipoprotein(α) ，Lp(a)]进行深度风险评价 ，载脂蛋白B反映了血液中所有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颗粒的总数量 ，其与 LDL-C 的联合检测是评估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核心 ，能更精准地判断脂质代谢的病理状态^[8]。

自身免疫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以甲状腺内淋巴细胞浸润和外周血中可检测到多种甲状腺自身抗体为特征 ，主要包括桥本甲状腺炎、Graves 病等 。对于这类疾病需要实现功能与免疫的双向验证 。临床常用的甲功五项主要反映甲状腺功能状态 ，包括促甲状腺激素 、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总甲状腺素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游离甲状腺素 ，用于判定甲状腺功能亢进 、减退或正常 ，反映即时生理状态 。与 AITD  相关的自身抗体主要有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anti-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   TPO-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hyroglobulin antibody,TgAb）和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 hyrotropin receptor antibodies, TRAb）三种 ；其中  TPO-Ab是以甲状腺过氧化物酶为靶抗原的自身抗体 ， TPO-Ab与TgAb持续阳性提示存在慢性自身免疫性损伤 ，且TPO-Ab低度升高可显著预示甲功异常的进展风险^{［9- 12］} 。TRAb是Graves病鉴别诊断的关键指标（阳性率达 90%），有助于区分其与桥本甲状腺炎 。甲状腺功能指标与免疫学指标联合检测 ，不仅能明确甲状腺功能的改变情况 ，更能追溯病因 ，评估免疫炎症活动度并预测预后 ，为差异化治疗提供决策依据。

自身抗体是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筛查和诊断中重要的血清学标志物 ，RA 相关自身抗体包括以变性免疫球蛋白G（IgG）Fc 段为靶抗原的自身抗体 RF；以 瓜 氨 酸 类 蛋 白 为 靶 抗 原 的 自 身 抗 体 抗 瓜 氨 酸 化 肽 / 蛋 白 抗 体 （anti-citrullinated peptide/protein antibodies, ACPA），包括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抗核周因子抗体 、抗角蛋白抗体 、抗 Sa 抗体 、抗突变型瓜氨酸波形蛋白抗体及抗瓜氨酸化α烯醇化酶多肽 1 抗体等 。其它还有抗 RA33抗体、抗氨基甲酰化蛋白抗体等。RA 患者中 ，联合检测 ACPA 和 RF 双阳性可提高诊断的特异性 。临床疑似 RA 患者建议联合检测 ACPA 和 RF 等自身抗体 ，辅助 RA 分类和鉴别诊断 。RA 相关自身抗体水平及阳性数目可预测疾病进展 ，联合检测ACPA 和 RF 具有较好的疾病预测价值^{［13- 15］}。

抗 磷 脂 综 合 征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 APS ）中 ，   抗 磷 脂 抗 体 谱（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 ，aPLs）是其最具特征的实验室标志物 ，对于可疑 APS 患者，建议同时检测 LAC 、aCL 和抗β 2GPⅠ抗体， 以明确诊断并全面评估血栓事件或产科并发症的风险 。在患者的临床管理中 ，也存在少部分患者有 APS 经典的血栓事件 、血小板减少等临床表现 ，高度疑诊 APS 但电信 aPLs 均阴性 ，患者检测新型 aPLs（如 aCL IgA 型 、抗β2GPⅠ抗体 IgA 型 、抗PS/PT抗体 、抗β2GPⅠ结构域Ⅰ抗体 、抗波形蛋白抗体 、抗膜联蛋白抗体等） 阳性时 ，诊疗规范推荐按照确诊 APS 进行管理和治疗 。因此对于自身免疫病患者 ，相关组合抗体的检测结果能够帮助更好的进行患者的临床管理^[16]。

1.2 全病程覆盖：涵盖预防 、诊疗及康复的闭环管理

科学的检验组合应具备时间与风险维度的层次感 ，实现对疾病全病程的覆盖原则：

心血管疾病基于疾病进展的全程管理：在非 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中 ，必须测定提示心肌细胞损伤的生物标志物首选高敏心肌肌钙蛋白 （high-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 hs-cTn) ，肌酸激酶同工酶在心肌梗死发生后会迅速下降 ，可为判断心肌损伤的时间和诊断早期再梗死提供补充诊断价值 。在针对心力衰竭及远期心血管危险分层 ，通过心钠肽 、 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或者脑钠肽水平以评估心功能状态 ，结合超敏 C 反应蛋白有助于综合预测远期心血管事件风险 ^[17-18]。

肿瘤的全周期动态监测：肿瘤标志物检测应用场景不单局限于筛查 ，可以贯穿诊疗全程 ，用于临床辅助诊断 、患者的疗效评估 、病情监测等 。依据肺癌指南（2025版）^{[ 19]}，整合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 、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 cytokeratin fragment 21- 1, CYFRA21- 1)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astrin releasing peptide, ProcGRP)   及 鳞状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SCCA)等 肿瘤血清学标志物 ，对于辅助诊断及随访具有重要价值， 多指标联合检测可显著提升临床应用的灵敏度与特异性 。结直肠癌规范（2025版）[20] 明确要求在诊断 、疗效评价及随访全过程中必需检测CEA 与糖类抗原19-9 （Carbohydrate Antigen  19- 9  ,CA19-9）， 并根据转移部位加测 AFP（肝转移）或糖类抗原125（Cancer  Antigen 125  ,CA125）（腹膜 、卵巢转移）。

1.3  联检互补：优化诊断效能与资源配置

联检通过指标间的协同互补 ，可有效规避单项检测的局限性 ，在提升诊断准确性的同时优化医保资源配置。

CEA 在多种恶性肿瘤及慢性炎症中均可升高 。通过多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 ，可过滤单一指标波动的“伪预警” ，减少不必要的影像学检查和患者恐慌 。CA199是胰腺癌相关的标志物 ，其在胰腺癌中的总体敏感性可达80% ，特异性达 90% 。但在Lewis 抗原基因缺陷的胰腺癌患者中 CA199 持续处于低水平 ，无法根据 CA199 的变化对患者进行病情随访、治疗疗效判定 ，联合 CEA 、CA125、糖类抗原 242等其他肿瘤指标可有效补足单项指标的漏检风险 ，确保疗效判定的连续性^[21] 。作为卵巢癌传统指标 ，CA125 在早期卵巢癌中的敏感性不足 50% ，且易受子宫内膜异位等良性疾病干扰^[22] 。联合糖类抗原 72-4 等指标 ，有助于提升早期发现率 ，实现诊断效能与患者健康结局的双重优化。

1.4  综合判读：实现全面客观评估

在重症与复杂病理判断上 ，必须通过多维指标的联合推演实现精准锁定：

在重症呼吸道感染或急性脑膜炎的鉴别中 ，单纯的炎症指标往往不足 ，必须将体液（如脑脊液 、痰液） 的细胞计数 、革兰氏染色培养与局部的生化指标（如脑脊液与血清葡萄糖 、乳酸的同步比对）联合， 方能实现致病菌的精准锁定与病情危重程度的客观评估^[8,23] 。

在基础健康评价中 ，利用全血细胞分析 、肝肾功能核心指标可实现对个体状态的客观综合评估^[8]。

经济价值：卫生经济学视角的降本增效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深化的背景下， 医保对住院费用的结算已由按项目付费转变为 DRG/DIP 付费 ；医疗机构检验科的角色从传统的“利润中心 ”转变为“成本中心 ” 。这一转变要求管理者不再单纯追求检验项目的单价或数量 ，而应转向价值医疗 ，也就是追求单位医疗服务成本下的最大健康产出 。从卫生经济学视角来看 ，检验组合（Panel）及数字化诊断算法（Algorithm）通过前端精准的诊断投入 ，规避后端低效的医疗资源浪费 ，从而实现疾病管理整体的降本增效。

2.1 联合检测在健康获益和总成本的平衡

在临床实践中 ，单项检验往往受限于灵敏度（Sensitivity）或特异度（Specificity） 的瓶颈，  易引发“ 漏诊”（假阴性） ，进而导致错失早期干预时机并产生高额的远期晚期治疗费用 ；而“误诊”（假阳性）则易引发无效的侵入性检查（如病理活检）及其并发症所带来的额外医疗支出。

王哲海等专家^[24]从医疗系统的视角]对五项血清标志物（CEA 、CYFRA21- 1、NSE 、SCC 、 ProGRP）联合增强 CT辅助诊断肺癌开展了成本效果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在健康获益端，与单纯使用增强 CT或传统的三项 、四项联检相比 ，五项联检联合 CT 的正确诊断率最高 ，达到 89.37% ，较单独 CT 提高了 13.82%；相比于传统的三项 、四项联检联合增强 CT 分别提高了 3.05%和 1.39% 。在医疗总成本方面 ，虽然增加血清标志物检测会提高实验室检测成本 ，但其在卫生经济学模型模拟 1 年的时限内 ，五项联检联合 CT 的人均总成本较单独 CT 反而节约了 1526. 15 元 。这种节约源于高特异度降低了假阳性患者进行不必要病理活检及处理并发症的开支 ，高灵敏度减少了假阴性患者因延误诊断而产生的治疗成本 。因此 ，五项联检联合增强 CT辅助诊断肺癌表现出了经济价值上的“绝对优势”。

高效的联合检测方案通过显著提升诊断效能 ，有效规避了由误诊和漏诊引发的下游不必要医疗支出与不良结局成本 。这使得检验费用实现了高成本- 效果比的价值转化， 是DRG/DIP 支付体系下优化医保基金使用效能与管控医疗机构整体运营成本的关键策略。

2.2  诊断算法的增量价值

相较简单的项目联用 ，基于数学模型或人工智能的诊断算法提供了更高的价值 。算法通过对患者个体特征（如年龄 、性别）与多维度检验检查指标进行赋权建模 ，输出的风险评分比原始单一指标更具临床决策指导意义。

南岳敏等专家^[25]对中国慢性乙型肝炎人群早期肝癌筛查策略开展了卫生经济学评价 ，该研究采用决策树加马尔可夫模型 ，从医疗系统视角对比了七种筛查策略的长期成本效果 。研究结果发现 ，结合性别 、年龄、AFP 及PIVKA-II 的 GAAD 模型联合超声检查能检测出最多的 64.9%的早期肝癌患者 ，显著高于单项检测的 AFP（57.2%）或 PIVKA-II（57.0%），也高于简单的联用 AFP+PIVKA-II（61.4%） 。从经济价值来看 ，GAAD+超声策略虽然增加了诊断阶段的检测成本投入 ，但通过在极早期发现大量患者并进行治愈性治疗（如切除或消融） ，成功规避了晚期肝癌昂贵的靶向 、免疫及姑息治疗费用 。从临床与经济的综合考量来看 ，该联合筛查方案展现出了最优的“性价比 ” 。相较于次优方案 GAAD 虽然在筛查阶段适度增加了检验成本（约 1014.27 美元） ，在医疗总成本增加 1014.27 美元的但其带来的长期健康获益（极早期发现并治愈肝癌）极为显著 。经过测算 GAAD+超声策略的“增量投入产出比 ”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医疗体系的支付意愿标准 ，被证实为最具经济优势的最优筛查策略 。这表明 ，数字化诊断算法绝非检验指标的简单叠加 ，而是通过诊断效能的级联放大 ，实现了以价值为导向的医疗服务供给。

综上， 医疗机构检验组合的设置必须超越简单的“项目单价”逻辑 。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联检套餐 ，还是数据意义上的算法模型 ，其合理性性均建立在提升整体诊断效能 、降低全路径医疗总成本的核心基础之上 。针对不同医疗资源配置和人群特征 ，经济价值的侧重点应有所差异 。例如 ，在肝癌或肺癌高发地区 ，漏诊带来的社会成本极高 。此时联合检测的 “ 高敏感度 ” 带来的 “ 减损价值 ” （早期发现规避后期巨额治疗费） 尤为关键 。而在DRG/DIP 支付场景下 ，联合检测通过高特异性精准分诊 ，优化临床路径 ，进而缩短平均住院日或避免无效的有创操作 。因此在贯彻国家卫健委“ 最小够用 ”原则时 ，应融入卫生经济学的综合价值考量  ，建立科学综合评估机制 ，从而在提升诊疗质量与实现医保控费之间找到平衡点^[24] 。尽管当前卫生经济学模型不可避免地基于合理假设 ，模型输入参数的可靠性与长期推演的不确定性 ，但科学的精细化管理理应甄别并保留那些能实现“增量健康获益处于合理支付意愿内”或具有“绝对经济学优势” 的高价值组套  。这不仅高度契合医保综合价值评价的初衷 ，更是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迈向“ 降本 、增效 、质优”的必由之路 。

社会价值：赋能运营效能与患者便利升级

3.1 优化诊疗流程 ，提升运营效率

检验组合的精细化管理不仅关注数据 ，更关注医疗服务流程的优化 ，提升诊疗流程的整合度及便利性 。目前 ，临床常规开展检验项目数繁多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 ，给临床选择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并且不同的临床科室对检验项目的开单组合需求各有不同 。据研究报道^［26-27］，精细化的组合医嘱可显著降低临床医师开具医嘱时的工作负荷 ，有效减少检验项目漏开 、误开 ，从而优化诊疗流程并节省门诊与急诊的诊疗时间 。例如《急诊检验能力建设与规范中国专家共识》^［28］推荐医疗机构应制定急诊检验项目的选择程序 ，合理设置急诊检验项目 ，并列入“急诊检验项目清单” ，涵盖了抢救急危重患者的肝肾功能 、心肌酶和电解质等指标 ，避免了医生在紧急状态下逐一勾选项目的繁琐与遗漏 ，为挽救生命赢得关键时间。

以信息化平台为支持， 医嘱系统可实现“精细化组合” 字典库对接 ，支持医师按编码、拼音首字母 、疾病类型等多种方式检索并优化展示界面 ，确保临床科室快速精准开具检验医嘱 。同时 ，检验科通过进一步优化实验室信息系统， 同步强化对组合识别与自动化处理的功能 ，确保条码与检测项目的精准匹配 ，实现全流程的集约化管理 ，不仅能缩短从标本采集到结果报告的周转时间， 同时大幅度提升了科室的日常运营效率^［24］ 。通过信息化系统管理 ，实现对检验项目应用的科学管理， 以避免重复检查或减少不必要的检测项目 ，不仅能提高医生的诊疗效果 ，也可减少国家医疗资源的浪费 。对医疗机构有而言 ，像组合这种“集成式”检测减少了多次采血 、多次计费的行政损耗 ，是提升科室运营效率的核心抓手。并且快速诊断加速临床路径地执行 ，缩短平均住院日 ，减少床位空耗成本。

3.2 以患者为中心 ，改善患者满意度

《关于印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 年） 的通知》（国卫医发〔2021〕27号）要求 ，建立健全满意度管理制度 。门诊患者满意度是指患者在门诊就诊期间对医疗服务怀有的期望与其对医疗服务的实际感知的一致性程度 。单一指标的局限性或粗犷的检验组合常因诊断结果的不确定性 ，导致患者面临反复回诊或追加检查的困境 ，使其实际感知与医疗期望值产生显著偏差 。检验组合精细化管理 ，需强调从患者和社会角度来评价 ，是否患者由于某检验项目的应用最终获益 ，如是否减少了患者就医次数？^［24］精细化检验组合的设计不再追求盲目的“大而全” ，而是以患者健康结局为核心 。对于患者而言 ，联检组合最大的价值在于一次采样获取多维信息 ，降低了二次采血率 ，不仅减轻患者因侵入式检查带来的生理创伤 ，更重要的是减少医源性贫血 （由过度静脉采血引起） 的发生^[30] ，直接改善患者满意度 。通过精细化高效的检验组合（如前述的五个肺癌标志物联合应用） 能显著缩短患者从入院到确诊的周转时间 ，提供更具决策确定性的检验报告结果 ，有效缓解患者在治疗前等待时间以及因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感 ，提升诊断效率与服务满意度。

结语

通过对临床 、经济与社会价值的深度考量 ，精细化检验组合展现出显著的体系化优势。在临床层面 ，科学的联合检测有效突破了单项指标在疾病管理中灵敏度或特异性上的局限，通过多指标协同与权重互补 ，大幅提升了复杂疾病的早期诊断效能与鉴别诊断准确率；在经济层面 ，基于“价值医疗” 逻辑 ，前端合理的联检投入可规避因漏诊 、误诊导致的后端高昂治疗成本 ，在 DRG/DIP  框架下实现了医保基金效能与医院运营成本的“双优协同”；在社会层面 ，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 单次采血 、多维产出” ，在降低医师医嘱负荷的同时 ，显著减少了患者的医源性损伤与等待焦虑 ，全面优化了就医体验与医疗资源配置效率。

结合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 ，检验组合管理可能将加速由“静态经验清单” 向 “AI  驱动动态生成” 的范式变革 。未来的检验组合将朝向深度集成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基于实时临床表型数据实现按需触发与个性化生成 ，依托频率感知算法自动识别并剔除跨机构重复检测项目的方向发展 。管理逻辑则趋向由“ 项目导向”转为“ 单病种全生命周期管理” ，将组合精准嵌入临床路径的关键节点， 同时针对高医学价值项目建立分级授权与准入规则 。此外 ，通过挖掘原始数据间的逻辑关联 ，构建辅助诊断算法模型实现诊断增值化，在不增加医疗费用的前提下产出风险评分并实现自动质量审核 ，最终达成流程集约化与医保支付标准化的深度协同。

参考文献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临床检查检验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函[2025]169 号）[EB/OL].  (2025-04-28).

2 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疗服务真实世界医保综合价值评价管理指南（试行）[EB/OL].  (2026-01-05).

3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