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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读施⼀公院⼠的“为什么”有感!

更新时间:2024/6/9 19:35:50 浏览次数:2219

作者:侯英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



侯英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病理科主任

侯英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博士后工作站。



2024 年 5 月 30 日晚,开始阅读施一公院士首部作品《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从淘宝网上购买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学习榜样成长的经历,施院士的事迹如雷贯耳,贡献巨大,培养了一众高材生,创建了西湖大学——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高等学校。 


但读到这本书的第 12 页,却是施院士记录自己父亲于 1987 年因车祸意外,已经送到医院了,却因为没有交付治疗费用,竟然在急救室硬生生躺了 4 个半小时无人过问,等司机筹款 500 元来到医院缴费时,却失去了及时救治的机会,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前,在百度上也读到过施院士记录自己父亲不幸意外去世的内容,只不过是碎片化的信息,也难辨真伪,在眼前一闪而过,并没有往心里去。 


但是,这次,夜晚静静地捧着这本书,读到这段文字,我先是感到意外,因为我觉得一本“向理想前行”的书,通常会记录作者如何努力,如何成功,如何在专业上做出成绩和贡献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怎么会记录自己父亲去世的经过呢?但转而一想,施院士一定是非常怀念他的父亲,自己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父亲没有亲眼看到,父亲也没有迈入今天的发展时代,极为遗憾之情。本有生的机会,却失在那个时代。读到这里,我也非常伤心,以致于停在这页,一时读不下去了,而且还伤心停顿了好几天,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我敬爱的爷爷。




为什么见死不救?

为什么不救救我的父亲? 

我感受到了施院士无助的呐喊声! 

而且是感同身受! 

因为,施院士在书中的“为什么”,也唤醒了我心中的痛! 

施院士父亲不幸遭遇的相近时间段,我也有类似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深处,至今仍不时地跳出来。 



1987 年我上大学,由于带的被子比较薄,天气转凉后,我爷爷特地从家里给我送了一床被子,乘绿皮火车到芜湖,当天就回去了,身体虽然消瘦,但还挺硬朗的。可是,不久妈妈写信告诉我,爷爷生病了,医生诊断为前列腺肥大。 

1988 年,接到电报,爷爷去世了!简直不敢相信,爷爷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奔回老家,伤心痛哭,与爷爷做最后的告别。众亲抬着爷爷的灵柩,在村路和田野上绕行数圈,最后埋葬在祖坟处。在回学校的火车上,恍恍惚惚不敢相信爷爷真的离开了我们。 

多年后,当我作为一名病理医生,对疾病的认知和理解越来越清新之后,我是多么地遗憾,我的爷爷为什么仅仅因为前列腺肥大就去世了呢?又不是难以救治的肿瘤性疾病,这是多么的遗憾。 

我多次问起妈妈,爷爷生病就诊、直至病故的经过。妈妈说,爷爷小便不畅,就带爷爷到县医院看病,诊断前列腺肥大,接诊的医生说还能解出一点小便,就让回家了,之后经历感染,多脏器衰竭。 

我问妈妈,为什么不找上海医生呢?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听说,那时候如果有重病,除了到县医院,还可以到宁国县甲路乡古田医院和绩溪县雄路东方红医院,去找那里的上海医生看病,老百姓都说,上海医生可有本事啦。 

妈妈说找不到上海医生了。 

为什么找不到上海医生了? 

妈妈说不知道。



2002 年,从上海肿瘤医院毕业后,来到中山医院病理科工作,我就问同事,上海哪里有古田医院?哪里有东方红医院?同事说,上海没有古田医院,也没有听说过东方红医院。我觉得很奇怪,但一时却没有答案,直到 20 年后。 

2021 年,在一次医院建设相关的会议上,偶然听到瑞金医院以前曾用名:东方红医院!

这个讯息一下子就触动了我,在挖掘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才弄明白:为什么找不到上海医生了,原来,1988 年,上海医生撤回了,对此段历史的挖掘,我撰写了“上海医生”一文,这篇文章还收录到学习强国。也因这篇文章,结识了那个年代投身古田医院工作的当事人,其中就有肿瘤医院洪小南教授。洪小南教授还将我拉入了古田情怀联谊群和古田医院志愿者群,我的文章还被未曾相识的陈正康老师收入《史海钩沉,上海小三线古田医院那些事的续集(1969-1988)》。 

一眼看到 1969-1988 这两个时间数字,我心生感慨,这是属于我的时间密码,因为我1969 年出生,而我的爷爷 1988 年去世,这是我与爷爷生命相逢的 20 年呀,如果古田医院不撤回,我的爷爷一定能得到及时救治,爷爷能有机会看到我们毕业、成家、立业。多少次梦中似梦非梦地与爷爷相逢,多少次又带着遗憾醒来。对爷爷的思念,没有因为年龄越来越大而变淡,反而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浓郁,思念越甚,遗憾越甚! 

1977 年恢复高考,可是培养的人才还远远不够,农村医疗得不到实质的改善,1988 年,怎么就把古田医院和东方红医院撤回了呢,青黄不接,多少老百姓得不到救治呀?如果延续至今该多好呀,小的时候,公社大队,村村户户,袅袅炊烟,人间烟火,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了,现在正在推行的医联体工作,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似乎又看到当年政策的影子。 

那个年代,板车是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不仅运送货物,家里的重病人也多是用板车拉着送医院,不时就会目睹乡里乡村的亲友们,用稻草垫一垫,盖上一床被子,焦急万分地拉着板车载着患者在马路上奔跑,急切切地送几十里地外的县医院,重病的患者有时会一路痛苦地叫唤着,县医院处理不了的,就会送到上海医生所在的医院,还有救治的希望。 



为什么这么有益的政策在 1988 年就改变了呢? 

我把施院士的这页文字发到科室群里,过了几天,我问科室的年轻人,有没有阅读这页文字,有什么想法吗? 

今天,借着施院士的“为什么”,我终于有机会把藏在我心底的“为什么”写出来,也算做给科室年轻人的一个解释和教育。因为我与施院士有同感、有痛感! 

可贵的是,这一声声“为什么”早已在我心中化作我工作和学习的动力,化作我们团队的执行力! 

对于临床急需的非疑难病例,我们团队能够做到:上午收到标本,下午发病理报告,下午收到标本,第二天上午发病理报告,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运行了 20 多年;现在,更欣慰的是,临床重要的基因结果,我们团队也能做到第一天收到标本,第二天发分子病理报告,这项工作已经成为常态! 

因为, 

儿时农村患者在板车上痛苦的呻吟声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 

为了帮助像爷爷那样可以救治的患者,不留遗憾; 

所以, 

我们要让我们的诊治速度快一点,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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